1921年，布莱尔从伊顿毕业后考取了公职，到缅甸当了一名帝国警察，在那里，被奴役的殖民地人民的悲惨生活无时不在刺激着他的良知。看着他们在饥寒交迫中、在任人宰割的被奴役中挣扎，他深深感到“帝国主义是一种暴虐”。身为一名帝国警察，他为此在良心上备受煎熬，遂于1927年辞了职，并在后来写下了《绞刑》（A Hanging，1931年，此为正式出版年代，下同），《缅甸岁月》（Burmese Days，1934年）和《猎象记》(Shooting an Elephant，1936年)，这些纪实性作品，对帝国主义的罪恶作了无情的揭露。
但是，这一段生活经历仍使布莱尔内疚不已。为了用行动来表示忏悔，也为了自我教育，他从1928年1月回国时起，就深入到社会最底层，四处漂泊流落。尽管他自幼就体弱多病，但在巴黎、伦敦两地，他当过洗盘子的杂工，住过贫民窟，并常常混迹在流浪汉和乞丐之中。次年，布莱尔写下了关于这段经历的纪实性作品《巴黎伦敦落魄记》（Down and Out in Paris and London，1933年），真切地描述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民的苦难。正是在为这部作品署名时，布莱尔用了“乔治·奥威尔”这一笔名。某种程度上说，“奥威尔”的出现，开始了布莱尔的新生活。
这时的奥威尔已经把自己深切的情感系于无产阶级的命运上，在思想上也开始倾向社会主义。他不能容忍劳苦大众在英国处于一种“被忽视的”地位，他曾这样深情地写道：“他们才是真正的英国人。”赶巧，在1936年，有一位进步出版商聘请一位属于“不是受害者自己，而是见证人”的作家，去北部工业区（兰开郡，约克郡）对工人的穷困状况作实地调查。被认为是最合适的人选的奥威尔欣然应聘，历时数月，通过自己的亲眼所见，并参考了包括恩格斯《通往威根码头之路》（The Road to Wigan Pier，1937年）--其中记述了大量的事实，深切地反映出工业区人民生活的悲惨和世道的黑暗。奥威尔不但据此愤怒地谴责资本主义工业化对人性的摧残，还主张用社会主义来拯治社会的弊端。
1936年7月，西班牙内战爆发。同年年底，奥威尔与新婚的妻子一同奔赴西班牙，投身于保卫共和政府的光荣战斗。奥威尔在前线担任少尉，喉部曾经受过重伤。他为记述西班牙内战而写的《向卡特洛尼亚致敬》（Homage to Catalonia，1938年）一书，后来成为关于这场内战的一个权威性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