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跃文： 我写的不是“官场教科书”

dragonkym

　　谈旧作再版
　　王跃文推出的5部旧作中，长篇小说《西州月》、《亡魂鸟》、《大清相国》由新世界出版社再版推出，10年没重印的长篇小说《国画》、《梅次故事》在修订后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重出。这5部作品当年出版时，都曾引起关注，尤其是《国画》，1999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在文学评论界和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两个月之内印数突破10万册，半年内再版5次。
　　对于此次旧作的重新出版，王跃文称没有特别的契机。他说：“只因为这5本书原来的出版合同都到期了。借着第二十届书博会的时机，这5本书能重版，算我交上了好运气。这无意间吻合了中国人关于本命年的说法：上一个本命年，我完成了《国画》的写作，今年再版，又是我的本命年。”同时，他表示，作为一个作家，还是希望自己的书能够一印再印。“我不敢说这5本书以后是不是能够传得下去，但是，当代作家的作品在10年之内还能够一印再印，至少说明这些作品还是经得住读者的检验，说明作品还是有一定生命力。”王跃文说。
　　对于再版的图书，很多读者都很关心其内容是否有改动。王跃文表示，这5本“新书”与旧版并没有根本的区别，只做了一些文字润色。他以《国画》举例说：“现在看《国画》，文字上还有很多幼稚的地方，有些语言还带有文艺腔，一些语言显得不太老到，虽然这次在语言方面做了一些改正，但今后若机会允许，还想把这本书从头到尾再细细打磨一次，它对我来说毕竟是意义重大的作品。”虽然《国画》是王跃文的成名作，但他说《国画》并不是他最满意的书，“要说我最满意的书的话，我想应该是《西州月》”。
　　谈个人创作
　　作为官场小说作家，王跃文本人曾在机关工作过17年。1984年他大学毕业后分配在溆浦县政府办公室工作，后调入怀化市政府办公室、湖南省政府办公室。他坦言，虽然自己二十七八岁在县里时就已经是正科级干部，但无论后来是调到市里还是省里，一直就是个科级干部，总是上不去，他笑称如果按官场的衡量标准，自己在官场肯定是不成功的。之所以当初写官场文学，他说自己的初衷是想通过文学看待官场的事，“文学应该是人类思考生活的方式”。
　　1989年王跃文开始文学创作，《国画》是他创作的首部长篇小说，虽然这本书令他迅速走红，但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现在看这本书充其量只能算是习作。“10年间，关于这本书的说法很多，或褒或贬，兼而有之。我写作《国画》的心境，确实有些按捺不住。也许再冷静些、平和些、放达些，小说会更加雍容大气。”
　　现在有读者把《国画》看做是“官场教科书”，对于这种评价，王跃文并不赞同。“官场外的人，或者官场新人，会觉得我的小说写得如何有‘秘籍’功效。但是如果仅仅是靠一本官场小说就能当好官，那也太容易了吧。从《国画》到现在的《苍黄》，我其实更多的是写有关官场人生的孤愤与彷徨、痛苦和救赎。长着眼睛的人都知道，《国画》较之于真实的生活，不过就是冰山一角。”
　　不少媒体在谈起王跃文时，都会把他称为“官场小说第一人”。对这个称呼，王跃文笑言自己并不承认。“因为从写的时间上来讲，我不敢说是第一，如果说我写得最好，那承认了就更是笑话了，‘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没法评价的。如果是沿用‘官场小说’这个说法，应该是中国文学理论的传统，追本溯源，《史记》里的本纪、列传，这两部分都是为官的人的故事；当代以来，很多的小说有写到官场，比如王蒙的那个《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那就是官场小说嘛。”
　　谈官场文学
　　如今，写“官场小说”的人和作品逐步增多，甚至“揭黑”小说也蜂拥而出。对此，王跃文认为这绝不是偶然，而是因为文学是现实的召唤，即使当年他没有写《国画》，也会因别人的某部小说肇始。“中国大多数作家都有很强的现实关怀情结，目前中国最需要的就是像‘官场小说’这样的关注现实、反映现实的文学，还有那些‘揭黑小说’，就算再怎么不具备文学品格，也比粉饰太平的伪现实主义小说好得多。”不过他也并不认为所有作家都必须来写官场，“现实需要人关注，但官场不是唯一的现实。当然，从某种角度说，官场目前是中国‘最大的现实’，太多东西引人注意和思索。这也是官场小说受到读者青睐的原因。”
　　有人指责官场小说，说它只是满足读者的猎奇心理。对这种声音，王跃文认为，官场小说受到关注，不是单纯的文学现象，而是一种值得研究的社会现象。“好的官场小说是对现实的深入思考，我认为这类小说是很有意义的。如果认为读者只是出于猎奇心理阅读，这不光是对这类小说的蔑视，也是对读者的不敬重。”他说。
　　随着同类题材的小说的越来越多，作品质量也参差不齐。有评论家对这种现象提出了批评。王跃文表示，自己在当初写作时，并不是因为预料到这类小说会热销才写，而是因为出于对文学创作的热爱才去写的，而他最熟悉的生活就是他工作的地点，也就是官场，所以他首先可能创作的点就在官场。对于其他人创作的此类作品，他认为现在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一般性地揭露问题的较多，深入剖析问题的较少，更进一步思考问题的更少。“我们没有理由要求作家们都是思想家，但他们必须得有敏锐的洞察力，对社会的进程和生活的流向有前瞻性的思索。”他说。另一方面，他也表示，我们不能指望文学有多大的能量，它能够承担的责任其实是相当有限的。我们通过文学进行观察和思考，能有所感叹、有所清醒，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