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占平长篇小说《五哥放羊》

dragonkym

　　《五哥放羊》是一部反映1928年至1936年陕北革命史、民俗变迁史和民歌发达史的悠悠长卷，小说不仅有当年红色革命的宏大叙事，更有对陕北民风民俗和民歌文化的保护性整理。在谈到创作初衷时，朱占平表示，自己是陕北人，熟悉这里的风土人情、山山水水，又与亲身参与过那一场风潮的人们有着紧密的联系，且在对民歌、民俗的抢救性挖掘中寻到了足可与当年的气场妥帖接通的文化符号，所以有责任去写这段有着宽大外延、浑厚内涵的红火岁月。
　　小说的故事主脉着落于陕北腹地的上郡清川县，走马河畔的银泉镇、杨柳湾、陈家山一带。“上郡”借了秦时的地名，“清川”则可能囫囵包藏了清涧、延川、洛川、宜川等诸多榆林、延安县名，仅在地名设计上就将这个汉狄杂处的“绳结”之地的古朴骠悍民风预伏。而银泉镇上的闹红风暴，又因当地苏维埃和红军游击队的基干当事人是在杨柳湾的杨家、柳家和陈家山的陈家而铺张了灵动具体的区位征候。起自民国十七年的陕北大灾，以及与这大灾密切牵连的官民冲突，启动了本书的开篇。而建昆、建仲兄弟鞭刺税官、袭警夺枪的豪壮之举，也一下子就把银泉镇上抗税、扑城、民暴、闹红的逻辑历史链，隐含在民意、世情、天道的必然里，顺理成章地推演开来。
　　小说里浓墨重彩地写了许多人物，范围北至内蒙南及关中，又东延至山西河南，并借助外来助剿、革命输入的互动关联，渗入了河北、四川人的身影，但最为核心的人群，依然是杨家五兄弟。围绕在他们周围的几多才俊恶人，多是给他们以革命、情仇、豪气滋润的由头。于是，尽管清晰感知了由柳治阳柳治星柳治贞、杨建昆杨建仲杨建参杨建驷杨建伍陈玉山牛仪、杨光构成的三代革命谱系，我的读评重心，仍然放在了这天生乐观幽默、穷且益坚不坠“红火”之志的杨家五兄弟的劫运中。“劫”者，洗礼之谓也，考验之谓也，苦难之谓也，磨砺之谓也。而五兄弟的闹红之旅，又确实无时不处在锋刀霜剑相逼交侵的坎坷宿命中。纵是1936年的闹红已达巅峰，残酷的肃反也得到纠正，他们却已经被严重地折了股肱，伤了筋骨，丢了爱情，挫了锐气。抬望眼，更大更严峻的劫，还在遥遥的路上。
　　就陕北那片在穷困中不失文化潜流、在素朴中不乏刚猛脾性、在卑下中不泯孤高之色的神峻土地而言，“红火”是一种人见人爱的高尚品质、稀缺属性、英雄气概，这是一种苦中作乐、安贫乐道、大义凛然甚至视死如归的乐观、达观和史观。乐观让杨家五兄弟各学一门乐器组成让杨柳湾后生们羡慕不已的农家乐队，达观让建昆、建驷面对死神从容不迫，史观让杨家五兄弟不需要特别教育便接受了为百姓伸冤、对百姓负责、帮百姓出头、代百姓牺牲的共产党宗旨，并在受到党组织召唤的第一时间投身革命第一线。恰恰因为这种红火气质，杨家五兄弟得到了来自敌、友、我以至普罗大众的八方认可。这种认可让杨建昆在进入监狱后还有县长与夫人赏识并襄助，让杨建仲厕身绿林前就迎来“大当家”的倾心悦服，让杨建参在逃荒落草中受到蒙古牧民父女的青睐，让杨建驷在土匪刀下从容脱身并被赋予“写字”重任，让杨建伍很早就因为他在男扮女装闹秧歌的出色表演中收获了“干大”女儿二梅的身心俱托。
　　可叹，偏好“红火”的心气却不时跌入可怕的劫中，浑不论劫中的兄弟仍是如何的追慕“红火”。也许，恰是这样不甘寂寞的“红火”之志，涌动起杨家兄弟们水到渠成的革命之心，并因了他们的过分高调、过分感性和过分自信，而招惹来八方风雨、诸路横劫。借用书中所述刘志丹所言“三色”革命，我们也可以将这“劫”归纳为不同层次的三色：笼统的三色劫发生在天、地、人俱相变异的大环境中，命定的三色劫融合于红、白、灰各派势力杂相作用的形势下，微观的三色劫纠结在权、爱、税交相厮扰的场景中。
　　小说叙及的某几年，天不雨，地不润，当道的某些人也大不仁。本来就地少人稀的那片地方上的百姓，不时地被天灾人祸驱赶到四面八方。当他们受尽人间冷暖、世态炎凉的百般浇灌荡涤，不平之色便不能不聚于他们的丹田并形之于他们的手眼。毕竟，几百年前王嘉胤、高迎祥、王左挂、李自成们在这里发起的饥民暴动，从没有以“贼”、“匪”的形象凝结于当地人们的脑海。悍勇的民风、红火的渴望、天地的不仁，一经星星之火的窜漫，略加登高一呼的导引，就会漾出满地狼烟。
　　可“贪官污吏”这种既“丧眼”又没有远见更没有历史人文积淀、浑不知“当茅屋为秋风所破时，广厦也不会安稳”道理的人间渣滓，恰是与天地的不仁遥相呼应的人祸。在民国十七年的那场大灾后，缺衣少食的苗老先生不得不去叫卖他赖以识别其乡村儒生形象的石头眼镜，可税官张明则全然不顾廉耻地要将这还没有卖出的眼镜据为己有并美其名曰“上税”。在杨家兄弟路见不平扬鞭相向戳瞎税官眼睛、夺走警察手枪的恶性“抗税”事件发生后，银泉镇联保当局又向杨家那赖以活命的十三只羊痛下黑手。在当时的天理人心尺度下，不论杨建昆的下狱囹圄和杨建仲的亡命天涯是不是可以抵得过张明的那只瞎眼，再加上十三支羊的强掠足可以让弱势的杨家雪上加霜。事实上，也正是这样一次不伦不类的“抗税”风波，将酷爱红火的杨家兄弟逼到了天涯歧路、各求红火的嗜血之途：老大在监狱里受到了共产党人的点化而在出狱后成为抗捐夺粮的首脑，老二入了绿林并为将来红军对灰色阵营的改造而准备了条件，老三、老四逃至蒙古并预伏了一只红军骑兵部队的架构，留在家中为地主“干大”放羊的老五聪明绝伦爱憎分明侠肝义胆多谋善断并在镇上第一个党员的大哥率众扑城被杀后成为全书的主角。仅这一个回合，天、地、人的百般造化就将催生出一个义无反顾的造反亲友团。当国民党人刚刚在1928年取得全国政权并迎来他们的“黄金十年”，共产党人却敢于在他们的元气刚刚开始强势汇集的年月里发起逆齿一击，这种敢以人头碰石头、敢以鲜血对铁血、敢以民权抗强权的铿锵骨气，不正是受到了彼时彼地天、地、人环境的几多助推么？
　　不过，我们也读到，作者在排遣这天地人环境时，故意地减小了些火候并预设了深意。因为天并不是读者想象中的连年不济——杨家兄弟还曾经因为柳治阳的智慧、运气和大方而获得多达几十石的收粮佣金，地也不是读者偏见中的一片赤卤——柳治阳的四百多亩地俨然支撑起一个最开明的地主，官吏队伍也不是乏善可陈，县长周保全便是一个爱民如子两袖清风的好官，于是反面角色便只是由一个议长（裴元冰）、一个警察局长（高守一）、若干警察队长（高德成、刘润四）、一个联保主任（袁书胜）和若干驼城大兵（余可廷）担当。柳家老二曾经被勾画了许多的邪恶脸谱，可他却在已经官居民团团长之后为了搭救自己做了共产党的妹妹而与红军合作并最终交出自己的队伍。当白色恐怖的浓度在一时之间甚至不如红色恐怖更加给力，读者们也许会在心中嘀咕一句“给我一个揭竿而起的痛切理由”。
　　如果说天劫、地劫、人劫这样的劫数仅仅是给杨家兄弟带来了离散之苦和杨家老大的赍志以殁，来自红色、白色、灰色的劫数则差一点让杨家兄弟全家覆灭。杨建伍与他的侄子杨光根红苗正，也未曾受到陕北红军早期党内斗争的影响，可这丝毫也不影响在面临中央大员对苏区大肃反时基于他们重要将领身份的清算；杨家的干亲柳治阳、柳治月或系保长、或系民团首脑，属于不被左派革命者信任的白色阵营，而他们的子侄辈又曾经从事过连刘志丹都从事过的兵运，而柳家女儿、银泉镇党员干部二梅又系杨建伍的恋人，这一大家子立时地划入另类；杨建仲来自灰色阵营，必然遭遇如同井冈山上王佐、刘文才的厄运。可叹杨家老二在小说开篇中的抗税风波中挟枪出逃并在匪窝中度过绵绵岁月，刚刚成为红军重要将领，就死在自己人的刀下。实事求是地分析，陕北红军尤其是小说所述的银泉镇红军的武装割据，确实在相当程度上贯彻了红、白、灰色调不明的半透明斗争形态，一如江西东固山地区的李文林式割据。这样的斗争形式，优点是便于保护自己，因误为一般的民国甚至土匪而不至过分引起反动势力的重视，这恐怕也是杨建伍们还能回家过大年，又可以携了巨款和群羊穿行白军防地而到西安卖羊、到洛阳买枪栓、回西安购军火的原因之一。从宏观界面上来看，全国红军从1934年就遭遇灭顶之灾并被次第赶出主流区域，终于在其“走投无路”之际从陕北觅到一线曙光，次第被陕北红军接纳甚至“收留”，也同样与陕北红军的这种策略有一定的关系。当张国焘们已经对苏维埃运动丧失信心，他就不能不对陕北有限度的斗争策略暗生敬意。可惜，如此形式的革命，也必然为纯粹的、教条的、机械的革命信念所不容，因为如此的调和路线必然意味着革命阵营的良莠不齐、鱼龙混杂。南方红军的数起肃反，无不拖下“纯洁革命队伍”的影子。“富田事变”后的中央苏区整肃红二十军并处决李文林集团，这样的残酷故事必将在陕北这样一个特定情势下红白不分、兵匪不分的根据地里重演。不管此次的肃反大员是当年的李韶九还是今天的朱理治，结果都是相似的。刘志丹差一点就被处理，遑论更小区域里的杨家兄弟了。
　　可这来自同一阵营里的屠杀显然已经突破了“党内斗争”甚至“山头主义”的限度，而呈现为国人劣根性里至为龌龌的“内讧”。而内讧是一件令亲者痛仇者快的自耗之举，更是一件极易将特定事业半途而废的自灭之举。如果说当年太平天国里的翼王一脉不得不引兵西指，此时陕北红军的刘志丹一系，也在一次次莫名其妙的打压下，经了陕北特委与陕甘特委之争、陕北红军与山西红军之争、红十五军团大肃反、刘志丹离奇牺牲、陕北革命路线的延安整风、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案、李建彤小说《刘志丹》案等一场场错综复杂的折冲，被演绎、涂抹、修改、虚拟、夸张地一片迷离。
　　纵是杨家兄弟的幸存者可以从红、白、灰三色劫中浴火重生，来自权力、爱情和税收的层层狙击，仍足以让他们遍体鳞伤灰头土脸丢盔卸甲落荒而逃。《五哥放羊》一书中，将这三项看上去很美的物象，一股脑地洒向那些年轻的革命者，让他们又遭逢似乎很难修成正果的九九八十一难。
　　权力并不是一种必然带来赢利尤其是暴发性赢利的投入，小概率事件下，它甚至导向的是厄运或亏去血本，一如美国电影《饥饿游戏》中各区选送的“贡品”，需要经历二十四分之二十三的死亡机率，只有二十四分之一的生还希望。在权力场上，也许只有文武双全、权术与兵法俱佳的分子可以在二十四小时如一秒的清醒、凶狠、好运中达成一个个阶段性成功，却仍然不能确保得到善终。权力游戏的合理之处仅仅在于参加者都要立下生死状，却不敢保证不同级别的人一定不是对手。这也使得权力场上的敌人可以有成千上万，而自己随时可能在不起眼的阴沟里翻船。当这样的乱世无厘头规则降临于杨建伍杨光这样的清纯少年身上，不管他们是如何地乐观向上，终归是凶多吉少。在小说中，他们受到政权、绅权、兵权、匪权的百般欺凌。当他们终于拥有了权力和资源，却又发自内心地接受这是人民给的，不应该用来欺压那些无权的、无辜的、无依的弱势人群。在正统权力观“无毒不丈夫”熏陶下的国民，终于得以见识为民谋权的新人类，但在同时，他们又无论如何不能不担心，这样以赤子之心面对权力的分子，又将在其人生道路上遭遇多少来自权力的倾轧和摧残。杨建伍们逃过了肃反，也可以逃得过战场上的枪林弹雨，可他们逃得过以后一场场运动的绝命追杀么？
　　爱情总被迷信、迷失、迷惘于此道的小说家和评论家写得天花乱坠五迷三道，可它会在特定时刻成为一剂杀人于无形的毒药这一点，却是诸多作者和读者不愿意正视的。小说中，小翠在不经意间害了她贪财好敛的露水情夫裴元冰，二梅也在强大牢固的“爱上”的理由之后又十分令人费解地奉上了一个“不再爱”的借口。这样两段被作者细加描写的爱情，很似被诅咒的感情，甚至不如杜向九与柳治贞这一对未做任何文字铺垫的革命夫妻来得坚实、忠贞、美好、圣洁些。那个主动向杨建伍示爱并数次提请“要了她”的女子，仅仅因为建伍的可能被弃用、被“内部控制”以及工作队长陶庆安的夜路强吻，便半屈半愿、半哭半笑、半推半就的“变节”，这长达八年的爱情又有多少可堪期待之处？当建伍抛头颅洒热血地在前方奋战，他还信得过家中的妻子，不被那些花言巧语、大玩革命牌的秀才们诱惑么？既然连青梅竹马之好都不能轻信，他的革命路上，还会对女人们投入海量的怜爱之心么？
　　假如说爱情是一个褒义词、权力是一个中性词，“税收”在共和国建立之前则肯定是一个贬义词。这也使得税官张明在经受了杨家兄弟的抗税后变成一个配了狗眼的小人，把他戳瞎的杨建昆则成为当仁不让的抗税英雄。之后的他不仅以聚众祈雨的方式逼联保主任开仓放粮把政府的税收成果返还百姓，又在后来领导了更大规模的抵制“城门捐”的斗争。虽然他在这次斗争中牺牲，反抗政府税收压迫的坚定信念已在银泉镇纳税人心中扎根。税收之劫曾经一次次给杨家兄弟带来苦痛，可他们也一样给横征暴敛的政权以沉重的反击。可他们也许永远不能料想，他们依靠抗税与革命打下的江山，仍然不得不接收新形式的税收给百姓的扰动。当陶庆安把建议柳治阳大面积地出售土地以减低自己的“成分”作为一份给二梅的“彩礼”，柳家也许只来得及想象他们在五年之内的土地改革中得利，却无从想及五年以后的统一累进税征缴中，他们又将降低起征点和征收率。从这样一个案例而论，谁又能说二梅不是嫁得其所呢？白面书生陶庆安，正是通过政治筹划和税收筹划，为柳家免去了两“劫”。
　　正是在这一重又一重的劫难中，放羊五兄弟组成的那支红火乐队，一次次缩减着他们的班底。他们能否在之后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杀出一条血路迈上共和国的红地毯，将成为读者不敢过分期待的一个新的悬念。从杨家五兄弟看开去，陕北红军做为红色阵营中的一个醒目绵延的“山头”将迎来何种前途，又将成为本书的一个隐性链接。然而，一如吴承恩笔下的孙悟空总把与妖怪斗法视为甜美的“耍耍”一般，昂扬奔放的杨家兄弟也能无视劫难而放浪酣畅其“红火”气度。这，是我从《五哥放羊》中感受到的最为励志提神的文本韵味。
　　在这部每一个细节里都尽情呈现历史感、现场感、本土感的长篇小说里，还有几大看点可能会强烈地撩拨起读者们的读趣。一是大量未曾展现于“百度”视野的陕北民歌的适时适情的切入，大大扩张了民歌可资佐酒怡情说理论世的社会功能，使之成为一种随时可能启示情节趋向、烘托情节韧性、推动情节发展的叙事要素。同时，这些民歌又确系作者的田野调查成果，其在小说中的披露，又可算得是首次“发表”。难怪作者对此情有独钟，思谋着在小说改编为电视剧的同时，推出其民歌光碟。我在想，假如这些男性味十足的陕北民歌由酷爱陕北民歌的作者以他浑厚的男中音亲自灌制，那是不是构成着本书的又一个看点呢？
　　二是大量详尽细腻的陕北民俗的适时展示，一定会让喜爱陕北文化和地方风俗的读者们大快朵颐。从喝酒的次序和敬酒方式，到结拜兄弟间的抚香祷告，再到秧歌队的演进程序，甚至是祭奠亡人的繁琐步骤，书中无不清晰道来。如此贴近陕北风情的场景解压缩，对陕北人而言是忠诚写实，对读者而言是强调准确，对未来的研究者则可以说是保存地域密码。我料定，这样的小说写法，极可能在收获一个深度读者的同时，收获一个关注陕北民俗的知音。
　　三是大量陕北方言的运用，大大强化了小说的小众通感和地域个性。曾经领略过陕西和辽宁的电台用颇为夸张的地方话进行播讲的情景，对这两个地方的语言稍有心得的我感受到了深切的地道、默契和亲切。读朱占平先生的这部小说，同样是这样一种耳目一新、鲜活生动、拍案叫绝的淋漓况味。听多了“民族的也是世界的”，难道不是同样可以“地方的也是国家的”么？看了这部小说，我怂恿一位作家朋友：你是不是也弄一部满页东北话的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