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革时代非常人的命运与抗:《中国男》

dragonkym

　　如今喜欢用“转型”来定义一百多年来的中国社会的剧烈变革，大致意思是中国社会从几千年的传统形态变为与世界接轨的近代形态。中国社会的转型至今尚未真正结束，但最剧烈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对于这种转型是怎么产生的，主要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社会的转型是一种“刺激-反应”模式，近代中国落后了挨打了，先被欺负然后求变求强；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国社会是自发地转变，传统社会蕴含着转型的推动因子，推动旧社会蹒跚走向新形态。不管两种观点内部关系如何，基本事实双方是共认的。那就是近代中国面对一个强大的外部参照物，在从强盛到衰微的巨大心理落差中奋力转变。近代中国人既是转型的对象，也是参与者。考察中国人在转型过程中的个体行为和命运，可以见微知着，更好地认识宏观过程。余世存的《中国男》(九州出版社2010年版)一书就为我们的观察提供了人物志。
　　认为中国转型是被迫、后发行为的观点多少对中国人的表现感到失望。正如龚自珍在转型即将开始的十九世纪初期猛烈抨击当时的精英阶层那样，中国“左无才相，右无才吏；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少数有才之士被无才之人“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精英阶层的无耻和整个社会的不思进取固步自封，唯有在备受欺辱无法自给自足自欺欺人的情况下，才不得不变法图存。而一旦转型有所成就，懒惰的中国人又会冠以“中兴”、“崛起”、“复兴”等等大名，重步保守后尘。但《中国男》列举了转型开始之后各个时期的奋进求变的非常之人，似乎可以证明中国真正的精英阶层主动、勇敢地进行着转型的努力。他们上至光绪皇帝，下至山东的乞丐武训；远如1792年生的龚自珍，近至1949年生的王康，总共41人。
　　书中多处出现“革命”字眼，我姑且称这群勇敢者为革命者。转型期的革命者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对传统社会不满，热情投身革命，却不知革命方向为何，理想社会为何的人物。在转型中，他们破大于立。多数对现实不满的普通人有希望成为这类革命者，个别人甚至将革命仅仅作为对旧式社会不满的泄愤工具。第二类革命者是有着明确革命目标与设想的革命者。他们在转型中“破立兼顾”，在打破旧式社会的同时能够建立新的规范和形态。第三类革命者是游离者，他们没有坚定的信仰，对革命目标存在摇摆，找不到确切的目标。但是革命者又等不及找到确切的目标，对现实的强烈不满让他们迫不及待地站出来，边革命边塑造新社会。这第三类人是《中国男》中的主体。比如王亚樵，又比如杨度。那些自以为找到了方向的人，其实也属于这一类。比如吴佩孚。他希冀传统社会的忠孝礼仪可以解决现实问题，企图将军阀混战的局面扳回到秩序井然的传统社会，可以他没有王朝平台、也敌不过新思想武装起来的新军阀，终究要失败。
　　转型过程中必然存在社会流动。中下层子弟强劲地涌向上层，这是革命、乱世或者转型等等时代的共有现象。底层人物在奋斗过程中，既有投身革命的热情，又有个人投机的私心。纯粹的无私者有，却不多。在转型中追求个人富贵，主观上无可非议，也是客观事实。比如民国初期的军阀几乎全部出身贫寒，投军之时无不抱着兵戎报国之志。又比如戴笠，青年时代也曾慷慨激昂，有着平民知识分子的远大抱负和小百姓对荣华富贵的觊觎。理解这群人的心理，就能理解转型过程中的部分景象。
　　随着时间推移，这些中国男的形象逐渐被人遗忘。因为持续的转型不断改变着中国社会，而塑造我们思想的社会环境已经与前人的环境不同了。我们观察近代人物，已经无法扎根他们成长的土壤进行解读了。而近代的社会变化之快又前所未有。我们理解曾国藩的难度要远远大于曾国藩理解王安石的难度，尽管我们距离曾国藩不到150年，而曾国藩距离王安石有800年之久。可我们又必须尽量还原当时的社会土壤，方能尽可能真是地理解当时的人物和事件。如果失去了社会土壤，武训就变成了难以理解的偏执者；如果不能深入他成长的环境，有人可能会误解蒋光慈是个卖文为生的写手；而卢作孚则可能被尊崇为不近人情的圣人。
　　《中国男》看似给人物立传，却并不局限于史料和经历，背后自有观点统帅，有一股情绪在驱使。书中的部分内容我没有看懂，作者余世存的许多观点我不敢苟同。想必，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并不是作者想阐述的主要内容，他的讨论没有局限于此。我只截取这么一点来说，推荐对近代历史感兴趣，对人物命运感兴趣的读者，将《中国男》作为一本人物志来阅读。
　　看完全书，总体感觉是万马齐喑的近代社会有幸存在这些“中国男”，让后人感受到柔弱母体的强脉和持续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