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面的世界》：朱先生的彼得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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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面的世界》 作者：朱正琳 东方出版社 2018-5

　　随笔集《外面的世界》分7个部分，分别是出狱、入学、出国、办刊、北漂、还乡、游走，猛一看，它就是个标准的回忆录式闭环：“出狱”那年，朱先生28岁，“入学”念北大外哲所研究生那年，朱先生33岁，“出国”那年42岁，开始“办刊”那年47岁……尽管那根叫作命运的时间轴潜伏于云烟往事背后，缜密、工整、清晰且神秘，可读完全书，我还是觉得所谓“回忆录式闭环”的直觉有哪儿不大对。

　　“1975年9月18日，我出来了。我是说，历时四年两个月零九天的‘里面的故事’在那一天正式结束，我回到了外面的世界。自己觉得有几分像流产版的阿Q，真人秀一般（被）历经了‘（反）革命’‘不准（反）革命’的风云变幻之后，到了‘大团圆’一章却没有被杀头，变成了小团圆。于是，也没能喊‘二十年后又是一条……’也没能唱‘我手持钢鞭将你打’，便又悄无声息地回到了原点。”（P3）

　　上段文字来自“出狱”一辑的开篇部分，它对于荒诞的描述，让我明白，闭环之判不止糟糕，更多误解——命运之手如魔术师之手，它将朱先生推进搡出，狱里狱外霄壤巨变，身心波澜奔涌万千。在里里外外、进进出出的更迭里，朱先生的性格反而变成一块儿坚硬石头，它阻断了本该顺流直下的若干预设，出狱门、进校门、出德国、进中国、出三联、进央视之类的物理行止不过是随波逐流的形而下，朱先生的形而上一直飘扬，高高在上。

　　仔细想，红尘滚滚里，我等的人生何尝不是如此？不同是，你我之类的非出即入，肉身或精神常常连五环都不曾逾越，因而也就由衷惊叹在《外面的世界》里，朱先生精神世界对于闭合一以贯之的抵抗——早年做孤岛访谈广播时，朱先生是嘉宾之一，聊天时他就说过：形而下尽可随波逐流，形而上理应一直坚持——这个哲学意味极浓的生活观本身，内含巨大的冲突和对抗，是内心对外在，也是肉身对灵魂。

　　所以，读者从《外面的世界》里读到的朱先生对办刊往事的复述，基本不具备指南之功——那些故事不全是滑铁卢，可也不是凯旋门，不是完备、干练的商业演练，但却是思想启蒙、观念传播几番艰难的砥砺和操练。它的重述，刻录下了中国场域极具代表性的思想者的经典日常：拒绝“令人安慰的真相”，“拒绝进入记忆的遗忘”（P131），相比当下知识者的软骨、犬儒、市侩多病缠身，朱先生那一代知识者西西弗式执拗和天真，格外令人感动。

　　所以，在《外面的世界》里，朱先生的还乡感悟并不止于渲染归隐之乐——书中“还乡”一辑含饴弄孙，负暄闲话，温情款款，可其落脚点，依然萦怀于形而上——是选择，是尊严，是记忆，是生的礼物，是死的理想。“死虽然是孤独的事，但我们却很难孤独地去死……有理想毕竟不同于没有理想。没准窝囊了一辈子的我终于起而为理想一搏？”（P261）对一名思想者而言，他的故乡即思想本身，从这个意义上看，朱先生从未“背井离乡”。

　　所以，读者也不会在《外面的世界》里看到丝毫景点游览、社交分享层级的花哨。比如，在书中浓墨重彩的“游俄笔记”里，那个位于北纬59°~60° 、东经29°~30°之间的彼得堡早已被朱先生重新定义——它当然是彼得一世的彼得堡，它当然是普希金的彼得堡，果戈理、莱蒙托夫、纳博科夫、阿赫玛托娃、安德烈·别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彼得堡，但归根结底，它是朱先生的彼得堡。

　　“说起十二月党人，当然立刻想起普希金，想起那首脍炙人口的《致西伯利亚的囚徒》，想当年我们许多人都能够背诵，我也算一个。诗的第一句就俘获了我：‘请坚持你们高傲的忍耐，在西伯利亚那深深的矿坑中。’‘高傲的忍耐’一语，定义了一种美，那种美曾让我觉得，为坚持自己的信念受苦受难，不仅值得，而且几乎是令人向往的一种生活。”（P287）

　　当然，属于朱先生的那个彼得堡还属于青春和往昔，并最终收藏在一代思想者的记忆里。在书里，朱先生说，他们那代人喜欢普希金，“不是因为他的作品‘反映’了什么历史进程”，而是其“作品中的两大主题——歌颂爱情和自由”。如此看来，朱先生重新诠释的普希金或彼得堡们“游离于宏大叙事之外”（P289）的种种，已演化为爱与自由的象征，而拥有如此，才最是那代践行者的无上荣耀。